说到底，莫莱蒂仍然是一个“顽固不化”的左派分子。对文化统治无孔不入的霸权（Hegemony）的批判概念，是二战时期反抗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左派领袖安东尼奥·葛兰西对于去殖民地时代最大的贡献。不得不说，莫莱蒂成功地承继了下来。
今年1月，当戛纳公布南尼·莫莱蒂将挂帅2012年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时，有电影人就表示，戛纳将与越来越好莱坞化的威尼斯电影节分道扬镳。确实，莫莱蒂一开始就往外放话说：“我不会寻求我的评委会对某一部电影投全票，因为投全票意味着没有人讨厌这部影片，也就意味着没有人特别喜欢。”
这句话很“莫莱蒂”，因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莫莱蒂是个个性张狂的导演，这种张狂似乎很对戛纳的胃口。于是，这位被美国人称作“欧洲的伍迪·艾伦”、被欧洲人称为“聪明的电影人”的意大利籍导演便成为了2012年的戛纳标尺。
南尼·莫莱蒂
爱恨戛纳
说起来，莫莱蒂与戛纳真的很有缘分，他甚至与本届的几位主竞赛单元的大热选手也是“爱恨交缠”。2001年，他凭借《儿子的房间》获得金棕榈大奖时，那年的次奖“评委会大奖”便是迈克尔·哈内克的《钢琴教师》。而今年哈内克携《爱》而来，而莫莱蒂却早已成为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，可真有点轮回不尽云起云落的沧桑感。
而在戛纳期间，莫莱蒂还因为对电影的卓越贡献被授予“向文学家、艺术家和创作者们表达敬意”的法国将军级文化艺术勋章（法国文学艺术勋章１９５７年５月２日创立，分为骑士、军官和将军三个级别）。
之所以选他作为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，组织者称誉莫莱蒂的电影是“在过去30年最好的电影语言诠释者”。而对于组织者的厚爱，莫莱蒂也报以感激：“主持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电影节，是一份真正的喜悦，一种荣誉和巨大的责任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幸好我仍然有着青春年少时同样的好奇心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能在当代世界电影的大海中启航是我莫大的荣幸。”
今年59岁的莫莱蒂生于意大利布鲁尼科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学者，2001年伦敦电影节上，后来担任伦敦电影协会首席执行官的艾德里安·沃屯采访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你的影片中经常出现教师的形象，是不是因为你来自一个学院派家庭的缘故？
年少时喜爱水球运动的他似乎无论如何都不会和电影沾边。19岁时，朋友们侃人生、侃理想地闲聊时，他意兴阑珊、支支吾吾地说自己以后想当个导演、也想当个演员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当时在他朋友的眼中，甚至在他自己的眼中，既导又演这都是极不靠谱，或者说没有明确目标的年少轻狂之白日梦而已。然而在此之后，他变卖了自己的邮票买了一部8毫米摄影机，并拍摄了早期的短片。1976年，他拍摄的剧情长片《自给自足》(Io Sono un Autarchico)引起影坛的关注。两年后，在给塔维亚尼兄弟做导演助理时，他就要求在《吾父，吾主》（Padre Padrone）中饰演一个小角色，以展示自己的表演天分。1989年，莫莱蒂导演并主演了《红色木鸽》（Palombella Rossa），1991年，主演了《提公事包的人》（Il Portaborse）。这两部电影得以为人关注的主要原因都是带着强烈的左翼政治色彩。
《儿子的房间》海报，本片荣获第5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
这两部电影都直指时政，极具批判精神，却也晦涩难懂。虽然立刻带来了左派知识分子的喝彩，也让莫莱蒂被打上了明确的政治派系标签，以至于在之后的很长时间，影评人都希望他把这个标签藏起来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国际认同。然而，莫莱蒂本人是不是真的致力于此种改变？他自己的说法是：“我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只想讲我想讲的故事。我从不事先考虑观众想要什么。”事实上，他确实是为自己拍电影，以至于大众都觉得他的电影过于艰涩，比如他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的《亲爱的日记》。
个性的诗意
镜头随路面的高低起伏，上坡，下行，时有晃动。摩托车人的背影有下半截漏在了画面之外，两边的绿树合璧到马路中央，而那白色头盔穿过长长的林荫道，一片又一片夏日蝉鸣……并不细软的沙滩，分割明确的海天际线，浪头边嶙峋的黑色礁石……
这就是获得1994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的作品《亲爱的日记》中展现的莫莱蒂风格，也是使得莫莱蒂在国际电影界树立名声之作。莫莱蒂以第一人称的事手法，像一位画家一样，描绘意大利的社会；再借由纪录片与剧情片交错剪接的方式，呈现了时空错乱的碎片化日常生活。如果不细究电影中被隐藏的批判，这是一个很私人、很小资的电影。
而他获得2001年戛纳金棕榈大奖的《儿子的房间》同样延续了这样的风格，电影中莫莱蒂的角色是个心理 生，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。然而在一个看上去平常的早晨，儿子在潜水中遭遇不测。此后，全家的生活都笼罩在黑暗中，这种灰暗的基调被一位远道而来的女孩驱散，一家人最终达成了与生活的和解。
该片可以算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典型的作品，但影片结构散漫、节奏迟缓，甚至谈不上一个故事，只是描述了意外死亡带给家庭内各人内心的伤痛的状态、陷入和走出悲伤的过程，似乎更像是关于生死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探讨。
有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毫无逻辑理性，甚至不如当年获评委大奖的《钢琴教师》，然而莫莱蒂不管不顾，有个性如他，怎么会管得上这种无关紧要的评价。就像2001年他在参加伦敦电影节的时候，在采访进行途中，主持人都还没问完问题，莫莱蒂就打断主持人，说了那么一句：“我说意大利语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大笑，她（翻译）说话的时候，你们就沉默不语。要么说明她翻译得不好，要么就是你们英国人毫无幽默感。”一句话震得场下敛起了脸上轻浮的笑容，严肃以对。对于莫莱蒂而言，电影就是一门严肃的艺术，它所能带动的不仅仅是娱乐功能，还有批判，所以他的电影总是有那么一点的争议性，譬如2006年的《鳄鱼白皮书》和2011年的《教皇的诞生》。
《教皇的诞生》海报
批判传统下的衣钵
2006年，几经周折开拍的《鳄鱼白皮书》（THE CAIMAN）锋芒直指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。尽管莫莱蒂强调本片无关政治，电影在2006年5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，同月，总理贝卢斯科尼向总统钱皮提交了辞呈。
剧中莫莱蒂扮演的“导演”发牢骚说意大利人不敢拍好莱坞式的政治片，因为即使最终总理被判有罪，可是他的媒体集团早已控制了民众的想法—影射的无非就是这位控制了传媒12年，甚至跨界到了娱乐圈的AC米兰老板贝卢斯科尼。
在拿总理开涮之后，2011年，莫莱蒂让一群严肃的神父在《教皇的诞生》中卖萌。梵蒂冈那些深居简出不苟言笑的神父们在流行音乐中翩然起舞，甚至，本该有钢铁般意志宗教信仰的教皇还需要心理分析治疗……虽然该片中依旧隐藏起了尖锐和锋芒，但是嘲讽、揶揄让冲击力丝毫没有减弱。尤其是将神父们各种无厘头的行为置于高大宏伟的建筑、严肃庄严的氛围中，幽默弥漫开来。
有人说，莫莱蒂走的是伍迪·艾伦靠独白刻画人物的套路；有人说，你可以在他的电影里找到戈达尔玩世不恭的影子；也有人说，他明显地带有希区柯克式的黑色幽默。其实，让人更信服的说法是，莫莱蒂的风格应该不会来自美国、法国或者英国，而是帕索里尼—伟大的意大利电影的文化叛逆在他身上灵魂附体。
说到底，莫莱蒂仍然是一个“顽固不化”的左派分子。对文化统治无孔不入的霸权（Hegemony）的批判概念，是二战时期反抗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左派领袖安东尼奥·葛兰西对于去殖民地时代最大的贡献。不得不说，莫莱蒂成功地承继了下来。同时，他对于电影中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表现更是葛兰西最早提出的思想：当政治体制控制下的各种工人组织变成权力的攫取者时，革命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当霸权无孔不入时，反抗更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
或许，作为第65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南尼·莫莱蒂最后会用获奖作品说明，电影文化，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小清新、小文艺，没有那么简单。
本文原载于《周末画报》
作者：左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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